“The Speeches,” Jasper Griffin,
Cambridge Companion to Homer
劉芯妤 清華大學外語系 摘要
在這份報告中，⾸先分成四個部分探討Griffin在「演說(The Speeches)」中的論述：關於演說(speech)的定義；針對柏拉圖的回應；英雄氣質(heroism)與演說的關係；以及對話作為《伊⾥亞特》中重要的場景的架構。Griffin在「演說」中提出最重要的論點：演說作為英雄氣質的⼀種呈現⽅式，我會在第三個部分詳細解說。能⾔善道是英雄重要的特質，荷⾺史詩中最厲害的英雄同時也是最能⾔善道的。⽽演說則是荷⾺呈現這樣英雄特質的⽅式。最後，在這份報告的最後，我會提出⼀些對於「演說」這篇⽂章的看法。
⼀、關於演說(speech)的定義
Griffin在第⼀段（156⾴）提到，荷⾺演說(speech)的使⽤影響了古希臘悲劇的形式，進⼀步影響了古羅⾺戲劇、以及歐洲韻⽂戲劇。之後在這篇⽂章，Griffin並沒有多加解釋荷⾺史詩的演說如何影響這些戲劇。這可能也不是⽂章的重點。但是，荷⾺史詩究竟影響這些戲劇到什麼樣的程度，可能會需要更多的例證和解釋。另外，Griffin在第⼀段的後半出現了以「對話(dialogue)」取代「演說」的敘述。將兩者區分清楚或許比較恰當。對話是呈現演說的其中⼀種⽅式，但在荷⾺史詩中演說並不是全部都以對話的⽅式呈現。這兩者並不是相同的。如果我們沿⽤柏拉圖在《理想國》第三卷提到的diēgēsis和mimēsis的概念：單獨透過詩⼈我們聽到的是「敘事(διήγησις/diēgēsis/narration)」；經過詩⼈模仿⾓⾊之後我們聽到的是「模仿(µίµησις/mimēsis/imitation)」。如果依照這樣的關係來理解敘事和演說，敘事背後有敘事者， ⽽與敘事相對的演說背後則有「演說者(speaker)」。在⽂學作品中，通常演說者指的就是作品中的⾓⾊。這樣就可以與Griiffin在⽂中第⼀句提到的相互呼應：演說背後是⾓⾊，敘事背後是敘事者。「演說」是屬於⾓⾊的。⾓⾊之間以演說相互回應，則形成對話。
⼆、針對柏拉圖的回應
Griffin在第⼆段（156-7⾴）提出柏拉圖對荷⾺的質疑。第⼀，⾓⾊的⾔說是不道德的(immoral)；第⼆，荷⾺破壞了觀眾的⾃制⼒，因為他允許⾃⼰的⾓⾊⾃由的表達情感。但 是，柏拉圖在《理想國》第三卷重寫了《伊⾥亞特》第⼀卷其中的⼀部份，其⽬的是否真的像Griffin提到的，是要去說明荷⾺如何可以避免這樣狡猾的(slippery)⾓⾊模仿，有待商榷。柏拉圖原來的⽬的，比較像是去引伸⾃⼰對於diēgēsis和mimēsis的概念，因此重寫了⼀段來舉例什麼是diēgēsis。Griffin在這⼀段最後提到，柏拉圖的⽬的是要去推翻(dethrone)荷⾺在古希臘⽣活與教育的⼀席之地，可能也需要進⼀步確認。柏拉圖在《理想國》確實對荷⾺有些意⾒，畢竟他認為詩⼈應該被逐出理想國。但柏拉圖的原因可能不是因為Griffin在這⼀段提到的，⽽是因為荷⾺的詩歌傳達的事物並不貼近真實。回到這⼀段，Griffin確實也有提供⼀些荷⾺的（包含演說）的版本比柏拉圖（純粹敘事）的版本更好的原因。他的原因是，荷⾺帶領觀眾親眼⾒證這些場景。
如果我們先忽略柏拉圖對敘事的定義，敘事比較接近的是對於⼀連串事件的報導。有些時候，演說也會有這樣的敘事功能。接下來的⼀段，Griffin舉出了⼀個在《伊⾥亞特》中，演說同時具有敘事功能的例⼦，也就是Achilles向⺟親——女神Thetis——交代⾃⼰為何會坐在海邊獨⾃⼀⼈傷⼼的經過。
在第158⾴、第⼀個完整的段落中，Griffin提出柏拉圖的異議在於荷⾺⾓⾊的多元性：不只神和英雄，女性、僕⼈以及不適合模仿的⼈物都有演說的機會；就連英雄也會時不時的抱怨、說謊、⾔語污辱其他英雄、批評神、哀嘆他們的命運等等。Griffin認為，詩⼈（也就是荷⾺）的主要題材是「過去神和偉⼤的英雄的⾏動和話語(“the actions and utterances of gods and mighty heroes of the past”)」。荷⾺有⾃⼰的⼀套⾏為準則(“his own standards of decorum”)。雖然如此，荷⾺史詩讓⾓⾊有更⼤的空間展現他們的情緒。同時，以史詩這個⽂學體裁的⾓度來看，荷⾺史詩的女性⾓⾊比起其他同樣⽂體的作品更為⼈信服。
柏拉圖的另⼀個反對意⾒是，荷⾺史詩的表演者並沒有很精確、統⼀的輸出(“the performers who recited the poems did not have a straightforward and uniform delivery”)。Griffin也舉出在《伊安》中，唱誦荷⾺史詩的吟遊詩⼈伊安描述⾃⼰在表演某些煽情的、戲劇化的片段的時候，觀眾的情緒是會跟著表演者的情緒⼀起起伏的。Griffin在這⼀段也列舉出荷⾺的演說的內容。在接下來的⼀段中，Griffin更進⼀步的闡述演說如何為荷⾺史詩製造多元性。《伊⾥亞特》很重要的主題是英雄的對決和英雄的死亡，但荷⾺也並非全部聚焦在英雄⾝上。⽽在《奧德賽》中，故事⼤部分的時候是經由主⾓Odysseus之⼝傳達給觀眾，這也符合詩⼈期望作品達到的種特別的效果。例如，《奧德賽》中的⼀些神秘女性的⾓⾊，她們跟觀眾的距離和她們跟Odysseus的距離是雷同的。
三、英雄氣質(heroism)與演說的關係
在第160⾴、第⼀個完整的段落中，Griffin提出最重要的論點，也就是英雄氣質(heroism) 和演說的關係。在這個後浪漫主義時期，傳統上具有⾏動⼒的英雄應該是不太會說話的。⽽我們也習慣這樣的傳統認知。因此，也許我們會去想像Patroclus的死和之後對Hector的復仇是隆重⽽安靜的。但是，相反的，在《伊⾥亞特》中荷⾺反⽽⽤了相當多以演說構成的篇幅描寫這些場景。
當荷⾺的英雄在戰場上會⾯，他們通常有時間、⽽且也傾向於在動⼿之前先⾼談闊論⼀番。Griffin認為，這些荷⾺筆下的英雄不只在戰⾾這⽅⾯，同時也在辯論的⽅⾯贏得光榮。Achilles的⽗親將他撫養成⼀個能夠演說也能夠做事的⼈(“a maker of speeches and a doer of deeds”)。能夠演說以及付出⾏動對於⼀個英雄來說是同等重要的，最厲害的英雄往往是最會說話的，就像《伊⾥亞特》中的Achilles和《奧德賽》中的Odysseus。在接下來的兩段中（160-1⾴）Griffin詳細的解說了Nestor這個三⾊在兩部史詩中扮演的⾓⾊。這個例⼦似乎有些脫離原來的論述，但接下來從第161⾴、第⼆個完整的段落開始，Griffin試圖以Odysseus在《奧德賽》中作為⼀個出⾊的演說者為例，進⼀步解釋荷⾺以「演說」為中⼼來刻畫⼀個英雄。
在第162⾴、第⼀個完整的段落中，Griffin的焦點再次回到Achilles。Achilles完成了《伊⾥亞特》最有⼒的演說，包含在最⼀開始他拒絕Agamemnon的提議，將⾃⼰的⽣命置於英雄式的探索與死亡的觀點上。在故事的最終，Ahilles經歷了Patroclus的死，在⾃⼰即將⾯對的命運之前，和Priam⼀起共享了這樣的觀點。在《奧德賽》中，Achilles的⿁魂對Odysseus闡述了死後世界(the underworld)的經歷。Odysseus和Achilles作為兩部史詩中最重要的英雄，對Griffin⽽⾔，他們的能⾔善道被荷⾺以演說的⽅式呈現，演說也成為塑造他們英雄氣質的重要元素。
四、對話作為《伊⾥亞特》中重要的場景的架構
Griffin接著⽤相當多的篇幅（162-6⾴）來分析《伊⾥亞特》第⼀卷中著名場景，是如何以「對話」建構⽽成。其中比較有趣的分析是，Griffin將第⼀卷中的Achilles和第四卷中的Diomedes拿出來做對比（164⾴）。這兩個英雄同樣⾯對Agamemnon的羞辱，但卻做出不同的反應。Achilles選擇⾺上回應Agamemnon，⽽Diomedes選擇先忍耐，直到適當的時機再向Agamemnon討回公道。Achilles和Agamemnon兩個英雄的⼼理(psychology)是透過他們演說的⽅式來呈現的。
Griffin提到Achilles的盾牌對於這個⾓⾊來說的象徵意義（165⾴）。在跟Agamemnon的爭吵中，Achilles⾸先在整部史詩引進了更廣的世界觀。Achilles是⼀個持有特殊盾牌的⾓⾊， 他的盾牌上描繪出整個世界的形象。作為Achilles的對比，Agamemnon的武器則帶有死亡的意象。另外，Griffin舉第⼆⼗卷為例，來說明Achilles作為⼀個能⾔善道的英雄，在戰⾾之中殺死敵⼈之前也要先向敵⼈說話的特質。
在第166⾴、第⼀個完整的段落中，Griffin認為《伊⾥亞特》的第⼀卷展現出荷⾺演說的幅度。從短的語⾔表達、到長的且從容的演說；從暴⼒的威脅到祈禱、懇求和勸和的嘗試（來⾃凡⼈和神）；以及從凡細碎的爭執到眾神與眾⼈之⽗（也就是宙斯）崇⾼的演說。在第⼀卷中，演說發⽣的場景也有所轉換。更重要的是，這⼀卷呈現了演說可以產⽣的⼀系列影響。在這邊，Griffin舉《伊⾥亞特》第⼀卷為例，試圖解釋演說是如何推動情節的。
另⼀個由⼀連串演說組成的劇情轉折點發⽣在第九卷。Agamemnon送三個使者去說服Achilles重返戰場，這三個使者各⾃都發表了有⼒的演說。Griffin認為，這個場景，跟第⼀卷的爭執對於以Achilles為中⼼的情節來說是非常重要的。在這兩卷中，強⽽有⼒的演說定義了⾓⾊，同時也推動了劇情發展。第⼗六、⼗八、⼆⼗⼆、以及⼆⼗四卷，主要關注Achilles，⽽且對於情節發展非常重要，同樣的也是由對話的場景構成。
在最後的兩段中，⽂章的結論引⼈深思：Griffin認為荷⾺的演說和敘事使⽤不同的風格和詞彙。其中，演說包含了可以表達演說者「道德判斷」的詞彙。因此，這也是演說在荷⾺史詩中扮演的最重要的⾓⾊：引導讀者。荷⾺的演說者比敘事者更加⾃由，也因此提供觀眾判斷的空間。詩⼈藉由繆思(the Muse)之⼝，在敘事中呈現出近乎超⼈般的客觀性。⽽在演說中，詩⼈的演說者——⾓⾊——比繆思更像⼈，幫助觀眾完成道德判斷，⽽不是被詩⼈強加。
Griffin提出的英雄氣質與演說的關係是⼀個值得思考的論點，這個論點也提供⼀個不同的解讀荷⾺史詩的⽅式。比較可惜的是，在舉例的⽅⾯，Griffin⼀⾯倒的關注Achilles和Odysseus，很少舉出關於其他重要的英雄（例如：Hector）的例⼦。可能是礙於篇幅的關 係，也可能是因為Griffin解讀《伊⾥亞特》的⽅式的關係。另外，在結論提出的說法，關於演說表達明確的道德判斷的敘述，以及這樣的⽅式讓⾓⾊更貼近真⼈，是可以再延伸討論的。究竟荷⾺史詩的「演說」和「敘事」是否包含道德判斷是需要例證和解釋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