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Tragedy and the Early Greek Philosophical Tradition," William Allan
Blackwell Companion to Greek Tragedy
李至恩 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 摘要
在現代對於哲學與悲劇間關係的兩大觀點中（Nietzsche與 Snell），前者認為哲學的理性主義摧毀了悲劇，而後者則認為悲劇的文化與知識角色已被哲學取代因而過時，均顯示了哲學與悲劇難以共存的狀態（且悲劇處於弱勢），然而，悲劇實際上在哲學教育較為普遍後，仍持續蓬勃發展，且悲劇中的主題亦可見於許多哲學思想，因此，此文試圖觀察悲劇所受到的哲學影響，以及悲劇如何作為哲學的思想資源。
一、哲學與詩歌
在柏拉圖前的古希臘哲學主要分為先蘇哲學家與智者（Sophists），兩者實際上均對於道德、政治、知識、神學有所探討；而在荷馬與Hesiod 以降的詩人們，亦開始對於廣泛的知識議題感興趣，而其主題也從天神的正義，轉向人類社會。因此單就其內容，詩與哲學兩者十分相近，如 Aristotle 認為「第一因」的問題可能發源於荷馬(Iliad 14.201, 246) 和Hesiod (Theogony 116–53)。儘管如此，詩人與哲學家的方法仍會被認為有許多差異，相較於哲學分析的理性途徑，詩歌對於事物的解釋通常較帶故事性色彩 (Curd 2002, 115–16)；但作者認為兩者的區別實際上更為複雜，如 Aristotle曾表示，故事愛好者也在某個意義上是哲學家，因為故事、神話由好奇產生（而人們開始試圖理論化他們的好奇）、或者 Protagoras曾詢問聽眾要他以故事或以論理方式演講 （as a muthos or as a logos）(Plato, Protagoras 320c; cf. Gorgias 523a)、而在許多古希臘哲學文本中，亦可看到哲學家廣泛引用詩歌內容，因此作者認為「由神話演進為哲學」的當代觀點，實際上太過簡化死板。
另外，哲學與悲劇雖看來有相近之處，亦可看見古希臘哲學家對於詩人的批判態度，並且認為自己的哲學是更好的智慧、真理的資源，認為只有自己才理性地探求真理，而在長期以來，與此同時，先蘇哲學家亦被後人認為是邏輯、系統思維的奠基者，並對西方哲學發展功不可沒。相較之下，智者派則到近代才被 Hegel與 Grote等人平反，在Aristophanes, Xenophon, Plato, 和 Aristotle等人的負面描述下，智者往往看來不負責任地顛倒黑白、勢利且缺乏道德，但實際上智者仍具有對智識的各種興趣（如歷史、文學、數學），因此作者認為，智者對於知識的探求亦不該簡化輕視，其對於悲劇的影響，亦當探討。
古希臘哲學家（無論是先蘇哲學家或智者）與悲劇詩人均需要透過表演、競爭來推廣自己的思想或創作，如Heraclitus 曾貶損Hesiod, Pythagoras, Xenophanes以及Hecataeus等人的智慧，亦即除了哲學家外，他亦將詩人、神話作家視為敵人，這也顯示了詩歌、神話對於傳播思想、探求智識上，似乎處於同樣地位。至西元前五世紀，智識探求在雅典社會更為普遍，更可發現悲劇此時亦成為一種廣泛流行的文類，而雅典的大規模知識文化，使雅典人們引以為傲。如修昔底德筆下的 Pericles曾表示，“We love beauty without being extravagant and we have intellectual interests without being soft” (2.40.1)；而在Sophocles 與 Euripides的悲劇中，亦誇讚雅典的創造力與思想(Oedipus at Colonus 691–93; Medea 824–45)；另外，智識探求也在 Euripides的一部已亡佚的悲劇中被褒揚，此劇中描述兩兄弟間的爭執，兩人辯論：「充滿音樂、詩歌、哲學的沉思生活」與「充滿政治、軍事的積極生活」，何者才是最佳的生活方式，這顯示了雅典人與智識探求之間的明顯關係，同時也可看出在古代雅典，詩歌（悲劇）與哲學均與知識探求有關。
另外，古希臘喜劇與傳記亦可以用以參照悲劇與哲學的關係，如，據喜劇詩人說法，Euripides與蘇格拉底共同完成悲劇作品 (cf. Aristophanes fr. 392 PCG)，而傳記作者不僅將喜劇作為歷史證據，更進一步表示Euripides是前五世紀哲學家的弟子 (Kovacs 1994–2004, 1: 9–12)。而尼采亦曾評論Aristophane對於Euripides 的描寫 (Frogs 1491–99)，表示Socrates透過Euripides發言 (Birth of Tragedy sec. 12)，這均顯示了悲劇作家對於哲學的興趣，以及兩者之間的密切關聯。
二、本質與宇宙
早期哲學家從Homer 與Hesiod的詩歌開始，創設其宇宙起源、結構理論，詩歌在此時作為一種理論的骨架，此些理論也因此受到舊傳統、近東的世界觀的影響，宇宙被認為是一巨大河流環繞、平坦圓形的土地，有著圓頂的天空，充滿日月星辰。但兩者理解宇宙的觀點仍有差異，詩人透過將神明擬人化、衍生出其他神等等方式理解宇宙起源，而先蘇哲學家則使用抽象理性的哲學術語，並且重視分類系統化以及檢驗。而也正因這樣的差異，先蘇哲學家深遠影響了古希臘對於世界本質、起源的理解，而悲劇家儘管亦對新的自然哲學進行回應，但戲劇仍多是英雄、神話式居多，在這樣的說法中，我們可以發現其對於自然的解釋，同時使用了前述兩種觀點，而在Aeschylus的作品中（Suppliants trilogy, the Danaids），也提到天地之間的「婚姻」這類字眼來解釋世界起源，亦是同理，許多悲劇中均有此情況，由此可看到在史詩中，較原始的科學理解與傳統神話觀點共同存在，而在這樣的解釋下，文學中的「世界」成為一種有知的客體，人們絕望哀傷時可以對其傾訴。
三、神學
延續前述，可以看出宇宙起源說法多樣，而在上古時期，亦有諸多爭論，作者提到缺乏宗教經典、神職人員，也促成了這樣的情況，但哲學家與悲劇家都仍無法迴避神學問題，亦即均需要討論神，延續上節兩者觀點，哲學家傾向理性地將神明給非人化，使其神力歸於自然運動，因此神、神蹟是可以被理解甚至預測的，而悲劇家則背道而馳，他們認為神話中的神可以違背人類理性、理解行事。
然而，悲劇家也並非故步自封，對於哲學家的批評，悲劇家亦將其想法加入作品之中，如在Critias（柏拉圖的表親）的一齣諷刺劇中，有個角色表示神明是虛構的、是早期的人們透過發明神的概念，利用人們對於神的恐懼，來抑制非法亂紀，在Euripides的悲劇Electra中的chorus ，也指出恐懼的角色可以維繫宗教信仰 (743–44)，而在Hecuba一劇中，則可看到Polymestor 一角表示神使人們混亂徬徨，人們才會無知地崇仰神明，而Prodicus亦提出一理論，表示人們會將實用的事物，轉為崇拜的對象，也可見到當時神化（deification）過程。
除了對於神的起源表示懷疑外，也可見到對於神的正當性之批判，哲學家的態度也影響了悲劇家，例如Xenophanes 批評Homer 和Hesiod將神描繪成騙子、小偷、姦淫犯，而在 Euripides的悲劇 Heracles中，角色Heracles也提到神不該有任何缺陷，因此犯姦淫或嘗試控制彼此的神不可信。而在此情況下，戲劇也造成巨大的影響，如觀眾會開始提問、思考人與神之間的正義是否相符，或甚至討論神是否可信。由上述看來，哲學家的觀念，除了去除了擬人化觀點外，同時重新將神轉為一種完美的道德模範，而悲劇家則持續將哲學家思想納入作品之中，並且影響大眾思想。
除此之外，哲學家與悲劇家均對神的不可知性質進行反思，如Heraclitus 認為人們無法直接理解神諭、Protagoras 認為關於神的知識，因為神的晦澀模糊以及人的壽命短暫，而不可得知，而也因為這樣的不可知，人類無力解讀神諭、預言所產生的內在衝突與諷刺，成為悲劇的創作資源，如Sophocles的悲劇Oedipus the King、而在Euripides的悲劇Helen 中的chorus 則提到神意難以在人間尋得，人們有時會經歷不合理的苦難等等，這也顯示當時的宗教觀態度，亦即人們似乎沒有簡單、完備的追求正義的方式，即便善良無罪，也可能受到折磨。
四、知識與實在
除了前述對於神的理解與相關觀念的變革，在荷馬史詩與其他上古詩歌中，也可以看到對於神與人的知識的理解，神顯然在質與量方面，均比人擁有更充沛的知識，人們所擁有的則僅是「意見／信念」（δόξα, opinion / belief），如Heraclitus提到，與神相較之下，人們只是 “ape in wisdom”(DK 83)；而Parmenides 進一步指出人與神的差異——感官知覺／理性，前者容易被表象迷惑，而理性則能捕捉實在，而這樣的分別也使古希臘哲學獲得進一步發展，開創而後道路，也影響到而後＂save the appearances＂為「現象」辯護的哲學路線。而在悲劇中，則如Sophocles的 Oedipus the King中的盲眼先知Tiresias，儘管目盲卻能洞見真實，而Oedipus 儘管耳聰目明、充滿智慧，卻仍舊走上悲慘的宿命，在此例中，可以看到悲劇亦傳達上述觀念，亦即感官知覺並無法使人獲得絕對正確的知識，甚至可能使人受苦。同時，人的感官也會被神所蒙蔽，悲劇中也因此充斥著各種假象，如人們不知道自己實際的處境，或者忽視徵兆，另外例如在悲劇Helen中，便討論人如何分辨真假的議題。
五、政治、法律與社會
除了神與知識之外，早期希臘哲學亦鑽研社會、人性等議題，如智者便會鑽研法律、政治、權力等，而戲劇家亦受到其影響，此外，智者亦關注宗教、人類社會的起源，以及相應的合宜法律，而從悲劇中亦可看到智者對於技術、改善人類生活之能力的關注。再加上智者周遊列國，便於比較不同社群的規範（nomoi），而在當時也因此產生針對phusis（nature）和 nomos 的辯論，前者支持者認為普遍人性、善、正義存在，認為應打破希臘人與野蠻人（barbarian）之間的差異，尋得共通的自然法，後者則認為各地均會衍生出其法律，而此法律較接近於社會契約論的早期發展，為了社會運作的順暢而出現，且如Herodotus 所說，各地人民認為自己的法律較佳。在Phoenician Women 一劇中，Eteocles 和 Polynices 因王位產生爭執，其母Jocasta 便以前者立場相勸，而後失敗，兩人戰亡，由此劇便能觀察到前述爭辯。
Nomos 儘管作為一種人類創生的制度，但仍被視為社會生活的基石、正義的保證，如Protagoras 與 Democritus 探討nomos 對於人類社群、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性，如Herodotus 與 Thucydides讚揚「法律前人人平等」觀念；Euripides 在 Cyclops 一劇中，亦透過獨眼巨人討厭法律來討論nomos，認為討厭法律的人缺乏教養、人性；而在Suppliants 一劇，則以Theseus 一角討論窮富平等正義之議題。但同時，對於nomos ，人們仍關注到其脆弱性以及體現的道德價值，如Thucydides 提到若人性不再受到nomos 牽制，則可能產生各式可怕後果，而Euripides 也在The Children of Heracles一劇討論道德淪喪（demoralization）的主題。
六、倫理
作者提到，近年來道德哲學家更經常討論古希臘倫理學，如Williams 認為希臘人的道德觀念與當今不同，在德性論、羞恥的分析等面向甚至條件較佳。透過研究希臘倫理學，可以跳脫基督教——康德式（Christian-Kantian）的關注面向（如自由意志、責任、罪惡），比起一個規範性、神的正義之下的罪惡，轉而強調對於羞恥的排斥與對於美德的追求。而對此的研究材料除了哲學文本外，也包括史詩、悲劇、歷史書寫，因為這些文類中亦透過敘事、戲劇的方式探討相關的道德議題。
而悲劇中因為並存多種角色、態度、原則、情緒等，使其創造了一個道德情境，並足以引發、挑戰觀眾的道德判斷與同情。如Gorgias 的 Encomium of Helen 便在處理「若某人是受迫行事，則不該被怪罪」此一道德議題；而在Sophocles 的Oedipus at Colonus 中，Oedipus 認為自己因為無意犯行，所以道德上應屬無辜，因為是神使其作為；或者Clytemnestra 辯解自己僅是體現了 “spirit of revenge”，而chorus 認為應當豁免其罪。上述例子除了均顯示悲劇呈現的倫理議題，也顯示了雅典人對於「罪／責」主題的偏好與關注。
另外「道德運氣」（moral luck）的概念也豐富了當代道德理論，亦即良善的生活有時會因為無法控制的因素影響。而除了道德知識外，也須討論執行面的＂ἀκρασία＂（缺乏道德決斷、意志軟弱）：即便蘇格拉底認為人並不會知情地做錯誤的事，若做錯誤的事情，必定是因為知識本身出錯，相較之下，悲劇中 Medea與 Phaedra均顯示人即便明白是非，行動上也未必能夠貫徹他們的知識。同時，悲劇亦探討復仇的倫理，如Sophocles 的Ajax ，或者先前提到的Clytemnestra ，這顯示了悲劇亦探索Protagoras 的道德相對論，以及內在道德意識，而更重要的是，相較於哲學角色，悲劇有時亦能呈現道德在心理的真實細膩情況。
七、結論
由上述可知，哲學思想常見於悲劇之中，而悲劇藉著不同人物對複雜議題呈現不同的觀點，與哲學重疊互補，共同探討了知識，政治，宗教和道德等議題，而在這樣的過程中，可見悲劇將哲學思想整合於作品之中，但與哲學相較之下，悲劇更著重提出更深層的問題，而非給出教條。儘管悲劇並非直接建立了「理論思考」，但仍在巨大的公民、政治環境脈絡下，對於早期希臘哲學發展，提供了廣泛的議題。而也正因為悲劇往往呈現角色經歷苦難的過程，這樣的文類更能夠呈現價值衝突與各立場背後的論證，也因此可以使觀眾反思。由此種種，悲劇家除了維繫文學傳統外，更為希臘思想做出重要貢獻，甚至仍持續提供現代思想不同的資源。
